在〈獨立音樂是什麼？〉中，我花了一些篇幅討論獨立音樂中的自由與反叛。任性、反叛、憤怒，這些和獨立音樂交纏在一起的詞彙，建築在自由的空間之中，這些姿態得以在獨立音樂中展示出來。然而，什麼是自由？不被市場操控是自由嗎？從頭到尾自己幹的精神是自由嗎？唱自己想唱的歌是自由嗎？擺脫主流的控制是自由嗎？在和鄭百恩的訪談中，我們嘗試把自由挖得更深。（2018/12/08）
自由之前，你要先踩在地上
「在獨立音樂裡面，它像是每個團都是突然間冒出來的一個點，這團跟那一團可能風格會差非常多，但他們是同一個時代的，那就比較不像是本來說的：大家都是時代的孩子。他們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，而且他們也以這樣的可能性來標榜自己。像我之前待過一些團，大家都很急著說『我們的風格要走怎樣』，他們的風格不是自然出來的，他們竟然是想要營造一個風格是跟大家不一樣的。所以我覺得獨立音樂有時候比較淺層來講的話，它想要講的就是我跟你們不一樣。」（訪談紀錄，鄭百恩）
在獨立音樂場域中，不論是樂迷或是歌者、樂手，似乎都隱約地透露出自己對「特別、不一樣」的追求。那種追求有時是出自挖掘新事物的渴望，不願貪溺於舊有事物的想法，當然，你也可以將它看作是「太多人喜歡的我就不喜歡了、有人做過的我就不想做了」的中二情緒。
但回歸創作者本身，創作者不會是孑然獨立於這個世界的一個點，完全不被其他人事物影響，所有聆聽和喜好都會成為創作者自身的結構與脈絡，進而持續在創作者未來的創作中或多或少地顯現。因此，創作者無法全然地避免自己身上有誰的影子，選擇不站在那些影子之上，就只能飄在空中。
自由之前，你要先踩在地上，直視那些影子。
因此，自由可能並非那麼直覺的「隨心所欲」，這個風格誰做過了、那個風格誰做過了，「啊，這樣做起來好像誰喔，我不要」，而是意識到自己是怎麼被影響的，並嘗試在影響之上，建構自己的音樂。因為「音樂它從來沒辦法是無中生有，它一定是本來有的東西，你再去把它改變，再去把它推演。」（訪談紀錄，鄭百恩）
自由與反叛
有時自由像是，結構給你很多個選項，然後你選了其中一個，你以為自己有選擇、以為自己是自由的，卻看不見那些沒有出現的選項，忘了質疑給出選項的是誰，忘了質疑結構本身。回望那段被認為是不自由的年代，黨禁、報禁，還有無數首被禁的歌，那時的障礙明顯而具體，但我們沒有那個年代了，我們以為我們自由了，卻忘記「自由本身也是一個障礙」。
「我們一直在歌功頌德自由的好處，但它的壞處我們沒有去注意到。其實最近草東沒有派對這些比較厭世的樂團，我覺得它是有點在關注這個議題，但是還沒有提升到這麼高的層次。」（訪談紀錄，鄭百恩）
在〈《醜奴兒》：一群台灣青年的自畫像〉一文中，作者致寧在末段寫道：
「醜奴兒」是一個自卑的我、不自由的我與不純的我三者的綜合主體。草東要說的少年愁滋味，是在內省中不斷否定自我的過程，彷如一個藝術家的自畫像，以創作將自我的慾望重新釋放。社會的不公逼著我們反抗，而說到底，反抗的本質就是人對自身存在意義的不斷否定。
而文中那個「不自由的我」正是活在這樣一個自由的年代。自由的年代造就了〈爛泥〉這首歌中的「我想要說的／前人們都說過了／我想要做的／有錢人都做過了／我想要的公平都是不公們虛構的」、〈在〉這首歌中的「一樣的歌／還是唱著他多愛她／一樣快死心／一樣爛的劇情」，和〈我們〉這首歌中的「我們在原野上找一面牆／我們在標籤裡找方向／我們在廢墟般的垃圾裡找一塊紅磚／我們在工整的巷子裡找家」。那個對自身存在意義的不斷否定，同時也是自身存在意義的不斷探詢，毀滅和新生。想要獲得自由，首先要先承認我們是不自由地活在這個看似自由的年代。
對自身存在意義的探詢，不可避免的是觀看構成自己的那個結構。
「我覺得在獨立音樂上面真正的自由，就只有是你回去觀看自己來的那個結構，而且依那個結構去做出改變。譬如說，像董事長樂團、濁水溪公社，他們大概是在台灣玩搖滾（的人之中），蠻早去反觀自己所處的音樂文化的，不只是議題上面，議題上面的話之前紅螞蟻、青年合唱團那些都已經有在關注一些關於中國人或台灣人的議題了。那所謂台客搖滾的起源，一開始它其實只是一種剾洗（khau-sé），但是在我看來它是對於台灣自己的文化真正開始重視。它並不是述諸一個抽象的中國文化的道統傳承，因為這些死台客，他們就活在這個死台客文化裡面，他們去重視自己的文化，然後把他改造成了一種台客搖滾，那一種才是真正的自由。或是像閃靈，他們也是回去看他們自己的文化，然後把他變成這樣子，甚至血肉果汁機，他們雖然也是關注台灣的廟宇文化，但是你在他們的歌裡面，你聽得出來一些閃靈的意念上面的影子在裡面，不一定只是音樂上面的，影響你的那些音樂家，他們也會有自己寫音樂的意念，或是一些想法，那些也是可以被繼承，甚至你可以再把他們推演、改造的，那我覺得真正的自由是要在這個地方。」（訪談紀錄，鄭百恩）
小結
回到獨立音樂本身，對我來說在此更深層地探問「自由」的意義來自於：獨立音樂相較流行音樂，或所謂商業音樂，擁有更高的自由度，這個自由度來自於不論是資金和技術的自主性，或是創作者創作意志的貫串（尤其是在創作者和表演者是一體的情況下，其實有助於這件事的發生）。而當獨立音樂擁有這樣的自由度時，獨立音樂能夠利用這樣的自由度達成什麼？甚至是，獨立音樂能夠藉由自身的自由度，擴展自由的空間嗎？就像百恩在訪談中說的：自由其實就有點像是一個圈圈，大家可以在裡面為所欲為，那總有些人會想把這個圈圈再推大一點。自由不應該只是反抗的姿態而已，而是我們在展現反抗的姿態時，是否真的能夠反抗到什麼。
（本篇參與富邦文教基金會舉辦之2018青少年發聲獎文字組創作計畫）
